比如实践中，法官经常援引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其核心含义乃是督促权利人积极地行使权利，但是对于权利的类型，法谚并没有明确。
在案件被改判、发回重审、法官被追责的过程中，加剧了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但是随着《法官法》的颁布，法官任职条件越来越高，法学院毕业生几乎成为法官的唯一来源。
与此相反的是，在大洋彼岸有一位年过八旬的美国法官弗兰克·卡普里奥（Frank Caprio）被大家所热棒，这位法官之所以成了网红，源于在一档美国ABC电视台的庭审直播节目中，他能够在法庭上游刃有余地将自由裁量权发挥得淋漓尽致。当下中国法院培训内容的重点通常是新修改的实体法律和程序法律规定，也包括法官职业伦理以及法院内部的一些纪律要求等，较少涉及对法律方法、法律解释的训练和培养。该案引起轩然大波后，王浩被调离法院。（三）法官制度层面1. 法官遴选制度不足美国法学家霍姆斯在《普通法》书中开篇说，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首先应当在《法官法》中明确规定法官豁免制度的内容、范围、程序，待将来条件逐步成熟完善，法官裁判的独立性得以确立，法官的责任豁免还可以作为一项宪法条文写入宪法中。
一、何谓机械司法？（一）机械司法的概念和特征所谓机械司法，是指法官在作出裁判时，缺乏对法律规范的意涵以及立法意旨的考量，僵硬地适用法律条文，作出与社会实际或者公众认知相背离的司法裁判。30年前中国法官的来源十分驳杂，不论其法律知识背景，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可能通过招干、转业等途径进入法院。 摘要: 人权的证成路径可以分为三种：伦理、政治和道德-政治证成路径。
福斯特重申他与哈贝马斯一道主张人权与主权共同起源论。福斯特可能主张二级实践洞见可以应对道德怀疑论者，即批判那些拒绝进入道德实践中的人。[57]所有受影响者原则对具体他者（the concrete other）与普遍他者（thegeneralized other）关系的处理不尽如人意。[65]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从道德角度考察历史，并把道德视为历史的产物并且该道德具有绝对的约束效力。
实质性的最低限度共识理论表明了人权的一个困境：包容与抱负无法共存。一级实践洞见指我有义务遵守道德规范的洞见，认知洞见指关于道德规范如何被证成也就是道德规范需要通过话语商谈证成的洞见，二级实践洞见指我有证成的道德义务的洞见。
CristinaLafont，"Ar Human Rights Associatie Righss？ The Dethate between Humanist and Poltical Comceptions of HumanRighs Revisied"， Cnitical Review of Intemational Socialand Politial Philesoply，V6l25:1， pp.29-49（2022）[3]See Rainer Forst，"The Justifcation of Human Righis and the Basic Right to Justifeation: A RefevieAppraach"， Ethics， Vol.120:4， pp.711-740 （2010）.[4]福斯特认为政治性人权理论采用了一种政治一法律证成路径。在区分具体受影响者与道德上受影响者的基础上，弗里奇提出了他对福斯特的质疑。获得证成的权利具有历史性（历史维度）、反思的超越性（道德维度）以及重构的现实性（政治法律维度、社会维度）。最后，人权还具有社会维度，要考虑主张人权的时间、地点以及具体的社会秩序。
Vol.43:6，p.835（2015）.[81]See Kemeth Baynes，"Discourse Ethies and the Polinia/ Conception of Human Rights"， Ethics GlobalPalities，Vol2。其次，严格的康德主义使得人权道德化，有碍民主的自我治理。一般意义上的讨论使用政治体这一概念，讨论文化完整性时使用政治文化体或者文化国家这一概念。获得证成的权利表明我们是有限且脆弱的主体，但同时也是有能力使用理由的主体。
[46]弗林就福斯特可能的反驳进行了回应。弗林认为福斯特如果这样回应，那么就会显得很奇怪。
道德建构提供一般性但较模糊的人权清单，这一清单通过政治建构得以具体化。只有通过合适的法律政治渠道行使自我治理权，基本人权变体的合法性才能得以证成。
[54]哈贝马斯主张人权与主权的共同起源，认为人权是政治体中的个人愿意互相授予他人的权利或主张。获得证成的权利需要与特定的文化社会背景相结合，具体的、与情景相关的构建并不都是相似的。福斯特回应了本哈比指责其偏离法兰克福学派的倾向。因此对于已经拥有一级实践洞见和认知洞见的道德主体来说，福斯特没有必要再假定二级实践洞见。[17]证成性最低限度共识理论既不是虚无的也非经验的。福斯特则格外强调人权的道德面孔，这体现在他关于证成性的人（justificatorybeings）的论述中。
特定主张从具体社会斗争中产生，没有所谓正确的道德理论可以在社会斗争之前就提供一个固定且确定的人权清单。但是获得证成的道德权利是否真的具有普遍性？福斯特通过区分证成需求和获得证成的权利对这个问题给出回答。
人权商谈建构理论可以归纳为三个核心要素：获得证成的道德权利（提供证成的道德义务）、可接受的理由（普遍性标准和相互性标准）以及商谈建构（道德建构和政治建构）。（二）过度强调道德自治忽视历史的偶然性福斯特的理论被指责为是一种过于严格的康德主义，是对康德主义的滥用。
为了回应形式主义、空洞性、抽象性以及缺乏历史文化连结的质疑，康德主义必须实证化，该实证化可通过商谈理论得以实现。人权事业不是要找到不同传统的普遍根基，而是要对各个传统进行重新阐述（freshelaboration），以使人权得到不同传统的支持。
我们不是站在观察者的视角而是站在参与者的视角观察历史，因为这是我们的历史，我们就是历史。道德上的受影响者指的是，如果某个规范或行动的证成影响了具体的受影响者，由于该证成的理由具有普遍性，其他理性主体也会受到该规范或行动的类似影响，因此，其他理性主体是道德上的受影响者。柯亨则主张一种证成性的最低限度共识理论。福斯特指出柯亨的相关论述是自相矛盾的。
只有当社会政治基本结构中成员的权利义务得到充分的证成时，其作为成员的利益才能够得到适当的考量。[58]（五）获得证成的权利：是否具有普遍性？获得证成权利产生的两种路径不能很好地推导出其是普遍的道德权利这一结论。
[38]（三）商谈建构理论对证成性最低限度共识理论的超越人权商谈建构理论与证成性最低限度共识理论并不相互排斥，两个理论之间有很多相关联的地方。与自然主义人权理论一样，政治性人权理论同样忽视了人权的法律维度，具体参见Samantha Besson，"Human Righss: Ethical， Politcal.or Lega/？ Fist Steps in a Lega/ Theory of Human Righs"， inChildress，1. D.E ads，The Role of Ehics in Intemational Lav， Cambn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人权的道德核心不是具体化的概念，因此，不会剥夺公民的政治自主，其主要强调的是公民成为其权利、义务和制度的制定者。在国际领域建构一套法律框架用以监督和确保政治权威依人权行事则是之后的事。
为什么把这一道德成就认定为仅具有历史偶然性呢？这是否意味着因为其是胜利者所以其事业具有道德性，如果失败了，其事业就不具道德性了？这是否是道德上的达尔文主义？福斯特否定这样的主张，他认为当有足够的理由把斗争认定为正确时，斗争者就是为了道德事业而斗争，而且在历史中这些斗争者往往并不是胜利者。因此，柯亨把民主限缩为集体自决是错误的，民主是所有成员享有的不可否认的人权，但是民主不一定与西方的自由主义相关联。福斯特坚持道德是自治的，亦即非道德的理由不能作为道德的根基。因此，福斯特也主张涉他理由，只不过赋予了涉他理由更高的价值，使涉他理由不再需要进一步的伦理支持。
政治文化体的成员必须真正认同并接受该政治文化体及其机制，政治文化体内部的整合性越强，其外部尊重的诉求就越有力，该整合基于政治文化体内部成员未受到强制的支持。[14]人权的外部视角则不能充分地体现这一道德内涵。
获得证成的权利是构建具体人权的起点，但不意味着所有人权都可以从获得证成的权利中衍生出来。福斯特指出，不能将道德证成的真理根植于历史的偶然性中，但是同样也无法将其根植于历史的必然性中，因为无法确定是从哪个视角把历史进程认定为偶然或者必然的。
格雷格（Benjamin Gregg）也主张一种相对的普遍主义人权观。批判者认为人权只是西方特有的概念，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控制其他国家的工具，属于新殖民主义。
